陳東東：答邓月娘九问
陳東東
答邓月娘九问
1 你对诗歌语言的看法如何？诗歌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我相信诗歌跟语言起源重合，语言最初正是诗歌——语言正是以诗歌的洞察和想象崭新地说出了人与世界。而当语言用语言遵循语言说出的人和世界，并且让人和世界去遵循语言，诗歌却要用语言一次又一次重新洞察和想象人与世界，并且让被诗歌重新洞察和想象的人与世界去更新语言。那么，诗歌语言，应该是更新语言的语言，这种更新首先出于对人与世界崭新的洞察和想象，包括对语言本身的洞察和想象。诗人，是诗歌语言的发明者、运用者，诗人又（更）是被诗歌语言所运用和发明的那个人。
2 你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态度怎么样？
古代中国的诗歌遗产无论如何都会是后来的写作资源，对于以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就更是如此。我的某一方面的写作被认为跟古代中国的诗歌传统有诸多关联，然而我往往要反向地去跟这一传统相接通。在古代中国诗歌的价值和美学系统里，有一种以往昔为理想、以往昔为未来旨归的倾向；而现代汉语诗歌的未来则朝向越来越开阔的无限可能性。作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我愿意我的诗歌有能力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可能性、新的未来。古代中国的诗歌传统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和写作材料，只有在新的价值和美学系统里得到运用，才会真正被激活。我这么说的时候，大概也关涉了我的写作对另一个中国诗歌传统，即现代汉语诗歌传统的态度。由于我的写作就在这一传统之中，我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了对这一传统的塑造之中，我对它的态度就更加复杂、甚至暧昧和随机应变。但有一点分外明确，那就是，我确信这是一个值得我以写作去肯定和发扬光大的新诗歌传统。
3 对你影响最深的是哪一位诗人或哪些作品？
我一定是受到一切事物影响、包括受到我自己的影响而成为了现在的我。在各个时期、不同的情境和际遇里，会有不同的诗人和作品深刻地影响我，要列出清单一一讲述会显得冗长，而且反而不能突出重点。所以，在此我只想提及希腊诗人奥德修斯·埃利蒂斯（Odysseus Elytis）和他最重要的长诗《理所当然》，我在19岁时因阅读这位诗人此一作品的汉译（译者李野光）而受到触动，从此开始写诗并下决心成为一个诗人。对于那次阅读、对于那首长诗，我分别写过回忆文章和评介，在此不重复了。
4 你觉得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政治性——它无可避免地总是跟时代政治发生着关联。现代汉语诗歌的出身就自有一种政治针对，其诗歌语言的选择、语言策略的制定、处理的现实、想象的类型、服务的对象、需要发挥的作用等等，历来，直到现在，都跟时代政治环环相扣或形影相随。即使有所谓对抗、疏离、摆脱和无视时代政治的诗歌主张及其写作，却也依然不过是跟时代政治构成关联的另外的反应方式。大概，只要时代政治仍然毒化着当代中国现实，处在这一现实的中国当代诗歌就只能带着这样一种或那样数种政治性。
5 在你看来，谁是中国当代诗坛上最有意思的人物？
我从1981年开始写诗至今，三十五年间的经历见闻不算丰富，但也还是认识和交往了许多诗人，形形色色、眼花缭乱。不过，看到你的这个提问，我才想了一下，谁是我碰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诗歌人物？我认为这个有意思，得是诗和人两方面都有意思、相得益彰。那么，以我的见识、性情和感受，我想2010年病逝的诗人张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对于张枣，这些年已经有太多各个方面、各种层次的评论，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参与其中，说了不少。在此，我只想简单地重复我对他之有意思下过的一个评语，那也是我曾当面跟张枣说起并得到他的积极认可和回应的评语——“好玩”，他的诗歌和他的为人都很“好玩”——这个评语想说的并不是张枣诗品与人品的高下优劣。“好玩”也包含一层“值得玩味”的意思，正可以是“有意思”的一个有意思的要素。
6 俄罗斯目前有较多诗人是在网上而出名的。你如何看待网上写作？
网络的出现大大便利了传播，它的确极大地改变了诗歌的发表机制。之前，诗歌发表途中的第一读者会是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也构成一道审查关卡，某种程度上，谋求诗歌与广大读者见面的诗人首先像是为这些编辑而写作的，唯有得到编辑们的认可，诗作才能面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印制地下诗歌杂志，正是对这道审查关卡的抗争和否定。网络上的发表直接取消了这道关卡，这一取消，一定会深刻地影响诗人们的写作。不过对我来说，网络的出现并没有明显地改变我的诗歌写作方式，或许，因为我写作的诗歌一开始便首先是发表在自己油印的地下诗歌杂志上的吧。网络能够将刚写好的诗歌即刻就传达给众多的读者，而且很可能即刻就得到读者的反馈，这种便利让人兴奋。不过你说的“网上写作”如果指的是在网络媒体上边写边呈现给众多网上读者的“在线写作”，则是我所不看好的。对所谓的“即兴口占”我并无好感，“网上写作”往往也不过是在线的变相“即兴口占”，那种态度，我认为太像随意去使用的一次性纸巾了。不过，也许就有严肃有效的“网上写作”，只是我无法想象它们……
7 中国新生一代（譬如八零后诗人）值得注意吗？
当然值得关注。跟我们这一代并未受到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很难读到什么书的诗人相比，年轻的诗人（譬如八零后诗人）们从一开始就享受着广泛的信息资源和开放的社会生活，从一个很开阔的知识文化视野的起点开始他们的写作。前些天我为一位八零后诗人即将出版的诗集写推荐语，其中说到我近来阅读一些新起的优秀诗人的感想和期待，我说对他们的阅读“让我更生动地想象、更真切地相信学问扎实、学识全面、学养丰厚的一代出入古今、别开胜境的新诗人正在确立。”
8 俄罗斯一大部分当代诗歌是以读者为主要受众，都是所谓“给眼睛看的”，念起来让听众听而不给他们诗文看，便会失去其魅力。中国情况如何，有类似现象吗？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相比古汉语的诗歌诉诸于听的努力和讲究，现代汉语的诗歌（新诗）的确像是侧重于“给眼睛看的”。在音乐性方面，中国古诗往往是以框死的格律（规定性的字数、平仄和韵脚）外在地加以塑造的，新诗的发生，首先就去冲破格律，自由地抒发。只是，反对外在他律的新诗并非就不要音乐性了，相比古诗，新诗需要更为深刻的音乐性，正是以深刻的音乐性为依据，新诗获得其自律。我曾在谈论相关的话题时这样说过：诗歌的“从听到看”，“媒体的翻新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口口相传，人的声带被用作媒体的时候，诗歌往往极为必要地与唱诵合一；而当诗歌被刻在竹简上，被写在绢帛上，尤其当纸这种媒体出现，当印刷术使得诗歌的传达变得辽阔和久远，以文字（而非声音）被人们看（而非听）的诗歌，就已经不必跟唱这种过于显然的音乐方式紧密地粘连在一起了。于是，在中国，剥离开唱诵的诗的音乐性，愈益内向、内化和内在于诗歌，尽管，走上了格律道路的中国古典诗歌，其音乐性往往仍嫌外在地是被给予于听的。中国古典诗歌以格律外在地规定其文字的音乐性，或还由于它们的被创作，往往来自社会生活人事交际的多方需要——仪式诗、应制诗、省试诗、游宴诗、唱和诗等等，要求有一套能够方便习得很快娴熟起来的游戏规则。新诗跟古诗的不同之一端，则在于它来自内心生活，出于诗人自我的抒发——新诗往往是灵魂的独舞，而非古诗那般的人情和性情交易舞。跟这个原因有关，新诗故而越来越是一种对纸倾诉仿佛无声的写作，而极少即兴应景的酬唱。音乐性实为诗歌之根本，新诗进一步内向内在内化深刻其音乐性，在我看来，也就更为触及了本质的诗。而新诗内向内在内化深刻的音乐性，必得是一种因地制宜——其自律在于，为每一首新诗去创造只属于这首新诗的声音形式，一种崭新于所有过去之诗的声音形式。当代诗歌音乐性的需要和创新，我认为，正在于此，在于向外拓展和向内挖掘这两个方面——对当代诗歌在‘新’和‘诗’这两个方面同时有所发明和发现的要求，正不妨移作对其音乐性的要求。”
9 在你看来，中国现在有没有一种情诗或说香艳诗的传统？其特点如何？
中国诗歌里情诗和香艳诗都很发达，这可以从最早的《诗经》讲起，直到现在，情诗和香艳诗依然茂盛，但是否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往昔的新的传统（我很愿意认为的确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新的传统），它们的特点如何，我却因了解得还不够充分而难以讲述。尤其那些特点，没有认真的研究分析就不敢乱说。